去年10月，网坛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插曲刷屏了体育界：33岁的美国人奎雷伊在参加圣彼得堡公开赛时，被检测出新冠肺炎阳性，竟然连夜拖家带口逃离了俄罗斯，且未告知自己的具体下落。经过十周调查后，ATP认为奎雷伊这一举止“严重违反了安全协议”，美国人被处以2万美元罚款（暂缓执行），并且得承诺“在六个月的观察期内不得再次违反安全协议”。

最近，许久未露面的奎雷伊接受了世界著名杂志《体育画报》的采访，坦言事情不像外界想得那般简单，并非“我得了新冠肺炎，然后跟我的妻子说，我们马上偷偷溜走吧”。他指出，“我只想把事情的原委从头到尾解释清楚，然后人们可以根据事实来评判我。如果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后还恨我，那么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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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体育画报》：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奎雷伊：自美网之后，基本上每站比赛都会有一到两人感染新冠病毒，不管当地规则是什么，这些感染的人必须在比赛酒店隔离10-14天之后，才可以自由出行。在圣彼得堡站，我们一家人在比赛前一周的周三晚上到达，并在周四早上做了病毒检测，当天晚些时候我们拿到了测试结果（为阴性），并被告知四天后进行第二次检测。

在比赛开始的前一天即周日，我和妻子又去做了检测，下午我接到了负责人的电话：“你和你妻子检测呈阳性，你能下楼再做一次检测以确认结果吗？”没问题，我们下楼再做了一次，之后回到了房间。

几个小时后，她又打来了：“你们的测试确实呈阳性。请待在房间里，有人会联系你的。”我们知道这是规定，对此没有异议。接着我们隔离了两天，酒店方把外卖和新床单放在门外，吃住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按原计划，我们将在原地隔离两个星期，一切都正常进行。

两天后，大约晚上8点，我接到了ATP的电话。“你们不能再住酒店了。两个医生会来你的房间，一个是你和你妻子的，另一个是看你的孩子的儿科医生。他们会判断你们是否有症状，如果有症状，你们都要去医院至少待上两周。”

我并不太满意，我的妻子也开始慌了，因为我们在酒店里隔离感觉很安全，现在随便来了两名不认识的医生，我不知道他们是哪家医院的，会怎么安排，带我们去哪儿。况且，我们的儿子才7个月大，正在长牙，还有点发烧，我不知道医生会不会因为发烧而确定他有症状。他们会把孩子送到另一个医院吗？没有人回答这些问题，也没有人敢担保，“哦，你们肯定会在一起”或类似的话。

所以，那一刻我非常难受，更何况是晚上10点，我跟赛事方说，“我不会允许医生在晚上10点进入房间的。宝宝在睡觉，我们也基本上没有症状。”我还打电话给经纪人，联系了ATP，希望得到一些回复和帮助。我跟他们说：“我们感觉很无助，很不舒服。这些俄罗斯医生，决定着我们是否要在俄罗斯的医院住上两周。”

我们本来在酒店隔离得很好，呆在房间里，保持着社交距离，从来没有抱怨。所以我说“请尽量让医生第二天上午10点来，而不是星期天晚上10点。”组委会最后同意了，但我当时意识到，自己必须即刻做出决定。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身边，从一个常人的角度思考，我对这样的安排并不满意，所以我们决定租一架飞机离开。

SI《体育画报》：人们质疑，你在新冠病毒还在全球流行的时候，带着家人远渡重洋四处奔波，你对此有何回应？

奎雷伊：我最初的计划是打法网，然后圣彼得堡、科隆、维也纳，最后巴黎，所以这是一段七到八周的长时间旅行。我不想离开妻子和儿子那么久，他们也不想，所以我一直把他们带在身边。我们清楚在外面有感染病毒的风险，感染后得在酒店隔离，我们对此也没意见。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带着老婆孩子的人，其他球员也带了他们的家属。网球运动就是这样。我们知道风险，但是除了在酒店隔离之外，我们不知道还会有其他事情发生。

SI《体育画报》：所以你们是怎么离开俄罗斯的呢？

奎雷伊：我联系了一个飞机租赁公司，问是否能在九小时内从圣彼得堡飞到伦敦，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便安排了飞机。为了不被人看见，我们一早就离开了酒店，径直到圣彼得堡的私人飞机航站楼，然后飞往伦敦。

在行程中，我们全程配戴医用口罩，穿着N-95，也从未摘下口罩喝一口水或吃一口食物。降落后，我们直接前往租好的民宿，在那里隔离了两个星期。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不想让自己的家人在医院待上两周。

我一下飞机，事情就传开了，相信你也看到了。这是我很郁闷的地方，因为听起来好像我一得了新冠就立马跑路。这种说法并不公平，我没有拒绝医生上门，我只是要求他们第二天来，他们也同意了。

我听说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套豪华公寓，但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们会给我们一间公寓，但并未告知我们在何处、如何得到食物。并且，只有这些医生确定我们三个没有症状，才会给我们那间公寓住。

在我看来，我们并没有真正把任何人置于危险之中，我们一直戴着口罩，在旅途中尽可能减少与任何人的接触，我认为我们做得很好。医生也认为，“你们做得很好，我觉得你们在旅途中不会传染给别人。”

SI《体育画报》：我猜你们那一周应该有些入不敷出？

奎雷伊：那趟航班真的很贵，大概花了四万美元，而且我还支付了伦敦民宿的两周房费。

SI《体育画报》：ATP在此事件中有什么表示吗？

奎雷伊：我和ATP关系很好，我不是要批评他们，让他们难堪。当时我们试图向ATP寻求帮助，他们的表示是，“现在不归我们管，要看当地安排”。每周他们都会和世界各地的卫生部门打交道，一旦球员感染了病毒，决定权就在当地的卫生部门。

SI《体育画报》：你如何看待ATP的调查结果和惩罚？

奎雷伊：最关键的是，我没有遭到禁赛，如果未来六个月表现良好的话罚款也会取消。对此我挺满意，如果声明能再加上“我们认为奎雷伊是为了家庭而作出的决定，所以减轻处罚”之类的字眼就更好了。从长远看，我认为巡回赛在健康协议的规定上可以做得更好。

很多人看了新闻标题写着“奎雷伊违反了协议并被处以两万美元罚款”，看上去是有些严厉，但如果你仔细阅读声明，发现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处罚。

SI《体育画报》：还有什么人们没知道的细节吗？

奎雷伊：当时我们最简单的选择，就是在俄罗斯的酒店隔离10-14天，然后坐飞机回家，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但这个选择被剥夺了，所以我不得不做我应该做的事。我从来没有过“感染后马上溜走”的想法。

SI《体育画报》：你们当时的症状怎么样？

奎雷伊：如果用1-10级来描述的话，我们的症状是1.5-2级：喉咙痛，流鼻涕。三天后我们就恢复了。在我看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医院。（在伦敦）我们隔离三天后的感觉很好。

SI《体育画报》：你已经差不多90天没有打比赛了，这件事对你的网球生活有什么影响？

奎雷伊：过去的六周里，我一直像平常的休赛期一样练习。网坛有很多球员跟我一样，没有打很多比赛，所以我对澳网也很兴奋，也有些紧张。我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是什么样，所以尽量不会把期望定得太高。过去的六七周里，我在健身房和球场上都非常努力。

SI《体育画报》：我猜，今年澳洲赛季你的家人不会跟你去打比赛了吧？

奎雷伊：不会了，就算这个插曲没发生过，他们也没打算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