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一共有超过四千万玩家报名参加了《堡垒之夜》世界杯的资格选拔赛，最后有182名玩家获得了去纽约参加决赛的资格，Jaden Ashman即其中的一分子。
在夺得百万美元大奖前，Ashman是个平凡的十五岁少年，还因为“沉迷”游戏，经常被母亲斥责。甚至，母亲扬言要把他的Xbox扔到垃圾桶里。在获得决赛资格之后，Ashman差点因为签证问题，无法从英国飞去美国参加比赛。Ashman也坦言，他从未想过能进入前三名，“能进前十就很好了”。
少年成名，一夜暴富，这无疑是传媒所钟爱的情节。在电竞的世界里，年轻人既是活跃着的主体，持续不断地投入到电竞运动中，为之热血奔腾，享受万众瞩目；也是资本逻辑下更为强大、更为隐性的客体。
地位显赫的成功人士们打造出精心编排的赛事，推动一个行业向着充满希望的未来前进，而年轻人们则欣喜地涌入到年长者们构筑的电竞世界中。此中的命门在于，尽管电竞世界的最终裁定权属于资本大鳄（也许还有政府），但他们不得不拼命迎合年轻人们的心意，竭力满足受众们的喜好，尽管这种迎合或许意味着更深层次的操控。
文化保守主义者们会认为，电子游戏会将年轻人变成蠢货，就像马克·鲍尔莱恩在《最愚蠢的一代》中对年轻人的指责，他认为电子时代的年轻人极其无知，在庞杂的信息流和各式高科技设备中变得愚蠢而不自知。
《最愚蠢的一代：数码世代如何麻痹了年轻的美国人并危及着我们的未来》，马克·鲍尔莱恩著，杨蕾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7月版
时至今日，对游戏和电竞的质疑，依然没有止息。对于保守主义者们的指责，也没法说他们的话语完全没有逻辑——与其他运动种类的不同之处在于，电竞运动的项目在其竞技性之外，亦可能具有成瘾性，毕竟，游戏本身的设计就是为了服从于一个终极的目的：让玩家多花点时间在游戏上。对有些游戏来说，游玩时间需要靠真金白银来购买，而对另一些游戏来说，更多的游玩时间意味着更多的游戏内消费，意味着更多的营收与利润。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电竞是一个新兴的朝阳行业，能够带来就业岗位，刺激经济发展，同时也为普通人提供了一条成名之路。
当然，任何叙事都是一种化约，现实的复杂性超出了任何一种叙事所能容涵的空间。正如戴焱淼在《电竞简史》中坦言，电子竞技最大的特点正在于其“尚无定论”。这种“尚无定论”，既是指电竞历史发展的复杂脉络，也是指现实围绕电竞的纷纭万象：一方面，在去年IG夺冠后，众多官媒纷纷发声支持，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另一方面，一个游戏又可能因其过于“好玩”而招致媒体的批评。比如，人民网曾经刊文批评《王者荣耀》这款游戏：“《王者荣耀》：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
无论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巨额的经济回报，已然赋予了电竞存在的合法性。Ashman在夺冠之后，其母亲为自己的儿子夺得百万美元感到自豪和高兴：“再也不会阻止他打游戏了，也不会担心他因打游戏而耽误学业了。”毕竟，Ashman已经说了，百万美元的奖金中的一半用于为自家购置房产，另一半将存起来理财。
电子竞技歧视女性吗？
一个令人瞩目的事实是，在《堡垒之夜》世界杯的决赛中，100名最终决赛的选手无一例外全是男性。无疑，电子竞技与传统体育运动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它的竞技表现，更少受到体能的辖制。因而，传统体育运动男性与女性天然存在的不平等在电竞运动被抹平和被消弭。然而，尽管游戏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玩家（根据美国娱乐软件协会的数据，女性玩家占总玩家数量的46%），但在电竞比赛的层面，男性选手依然牢牢占据主导地位，女性选手仍然是电竞中稀缺的他者。
稀缺，不一定意味着歧视，更可能意味着连绵不绝的话题性。当女性主义者高呼女性选手在电竞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我们又可以在直播平台上看到，较之于女性主播，男性主播不得不凭借更为精妙的技艺，才能博得受众的关注。当然，设若换一个角度，这或许又隐含着对女性更深层次的歧视：人们默认女性选手的实力不如男性，因而在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女性选手的存在更加值得关注。同时，即便许多女主播拥有男主播们所羡慕不来的人气，其人气是源自实力，还是源自人们对“女性”这一身份的诸多幻想，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问题。
2016年，一个昵称为“Geguri”的女性玩家，因其在《守望先锋》中惊世骇俗的操作受到人们关注，关注进而扭曲为质疑。不少人认为，其出色的表现是因为外挂。直到她开了直播之后，在成千上万人的盯视下依然延续着此前的神奇表现，对其质疑之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此中的问题在于，为什么Geguri一定要靠直播来自证清白？正如Luck McKinney指出，其潜在的逻辑是，“一个小女孩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游戏高手，除非用外挂”。不少职业玩家甚至拿自己的职业生涯为那些质疑者们担保，他们放言，如果Geguri没用外挂，那他们立马退役。而在《守望先锋》的开发公司暴雪亲自证实Geguri没有用外挂之后，那些质疑外挂的声音又演变为近乎性骚扰的调侃，人们频繁地在其直播下以各种露骨的言辞对其进行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