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FIBA世界杯上中国队的惨痛失利，暴露出了中国篮球与国际一流水平的巨大差距，作为中国篮球的重要组成部分，CBA联赛肩负着为各级国字号队伍输送人才的国家责任以及推动篮球运动发展、扩大青少年受众基础的社会责任。”在10月17日的CBA俱乐部投资人会议暨股东会第七次会议上，一份《CBA联盟“敢梦敢当”联合宣言》毫不避讳地将两个月前中国男篮失败的责任扛在了肩上。

随后，CBA投资人们一起通过了未来的各项改革措施——明晰工资帽额度、限制外援出场人次、打造青训赛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等等。

这是CBA完善职业化进程重要的一步，同时也是姚明努力为中国篮球寻求改革的决心和坚持。不过，这一次的联赛改革可以为中国篮球带来多少可以期待的变化？

工资帽上限4800万，改善不透明的俱乐部财政

在这次CBA俱乐部投资人会议上，工资帽的设立无疑是多项改革中最受关注的一项。

事实上，早在姚明履新CBA联赛董事长之初，职业联赛设立工资帽的想法就已经开始萌发，只不过，CBA公司一直没有对外披露关于工资帽的细节。

上赛季CBA总决赛期间，姚明面对媒体关于工资帽的问题，还表现得格外谨慎。“工资帽政策必须建立在能够准确掌握各支球队的财务状况的基础之上。我们现在对各支俱乐部准确的财务成本构成还都不是很清楚，那么无论这个工资帽设定在哪个水平，都有可能产生问题。”

如今，工资帽的额度已经细致地出现在了改革方案之中。按照CBA正式宣布的具体实施办法，自2020-2021赛季开始，初始工资帽的基准值为3600万元，缓冲值为1200万元，初始工资帽上限为4800万元，下限为2400万元。

实际合同工资支出超出工资帽上限或者低于工资帽下限的俱乐部，应向联盟缴纳青训调节费（比例逐年递增，2022-2023赛季起为100%）。

与此同时，新规对球员的顶薪合同也作出了规范：单一球员最高合同工资限额为该赛季工资帽基准值的25%，2020-2021赛季为900万元。

CBA联赛管办分离之后，工资帽的正式出台无疑是联赛职业化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也意味着，姚明口中“各支球队财务状况不清楚”的大环境正在改变。

其实，在一年之前，CBA公司就已经在为工资帽的面世排除障碍。

2018年10月，CBA公司宣布在2018-19赛季全面推行球员《标准合同》。彼时姚明透露，2018-2019赛季末《标准合同》对CBA全联盟球员的覆盖率在30%左右，预计在2019-2020赛季开始之前《标准合同》的覆盖率能够达到55%左右。自2020-2021赛季起，所有CBA球员的新签合同都将采用《标准合同》统一模板。

不过，工资帽是否能被严格遵守仍然还是未知之数，过去20多年的联赛发展里，累积了太多可能超出规范的签约。

以周琦为例，按照不少媒体的报道，此前北京男篮曾向周琦开出一份“税后3000万年薪+北京户口”的合同，辽宁队送出的是一份多年合同年薪也在2500万左右。而最后与新疆签约，根据报道，周琦的合同价格基本也不低于2000万。

而周琦这样的情况，在国内顶级球员里并非孤例。

“限薪的前提是透明的财务状况，这一点之前CBA俱乐部普遍并不具备，改变这一点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有资深媒体人在社交网络上表达了担忧，“CBA联盟需要思考如何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阴阳合同。”

外援4节4人次，本土球员能接管比赛？

与明确工资帽额度同样重磅的另一项改革措施，就是对于外援出场时间的限制。

按照规定，2020-2021赛季开始，CBA俱乐部可自主决定增加外援注册数量最高至4人，每场比赛最多可报名2名外援。每支球队外援上场为2人（最多）4节4人次，每节最多一人次（任一时刻只有一名外援在场上）。

但为保证联赛的平衡性和观赏性，除八一队之外，上赛季成绩排名后4位的球队，每支球队外援上场定为2人（最多）4节5人次，最后一节最多一人次。进入季后赛后，不再允许新注册外援或更换注册外援，所有球队（八一队除外）均适用4节4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