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运动参与人数之多、流传地域之广、浸透社会层面之全，以及精神内涵之博大深厚，皆令其他式样的文化活动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人无论男女老少，地无论城乡厅幽，无不为其魅力所感染、所陶冶，尊之为国粹瑰宝，实乃当之无愧。事物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厚聚，方能喷薄而发；源远，方能流域而广。象棋运动深入社会生活，形成如今的规模、气势，自有雄浑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上溯到战国时代，就有许多文学、戏剧作品描绘象棋运动。并有不少故事流传下来。

象棋制艺成型约在唐末至宋初，成型之前流传于各地的棋式异同参差。不同的如：有的棋盘有“河界”，有的没有；有的在棋盘的方格内置子，有的在纵横线的交叉点上置子（其实，方格也可以看作是粗线的交叉点）；至于棋子的名目和两方棋子的颜色则基本相同，已有“将、士、象、车、马、兵”和分黑、红二色。那时，不叫做象棋，而称之为“象戏”，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曾写下十分生动的诗句予以吟赞：“兵冲象戏车”；再早，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撰写《象经》一卷，记述象戏的著法；可见，象棋制艺成型之前，已以不同的姿态融入社会生活之中。所以，人们有理由认定：尽管“象棋”一语最早见之于《楚辞》和《国策》；尽管传说象戏来自黄帝的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黄帝驱蠢兽为阵，象之雄也，故戏兵而以象戏名之”（宋、晁无咎）；尽管在广大地区流传时不同地域有过不同的式样，但，两军立营，相持对垒，中隔“楚河汉界”，棋子命名“将、士、象、车、马、兵（卒）”，色分黑、红而战，战局中“斗智不斗力”、通力擒“将帅”等等，莫不植入楚汉之战的文化底蕴，而与中华民族划时代的发展——奠基汉王朝，在历史、地理、人文形态诸方面处处吻合。唐代，象棋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有“将、马、车、卒”4个兵种，由黑白相间的64个方格组成。后来又参照我国的围棋，把64个方格变为90个点。

 

宋代，中国象棋基本定型，除了因火药的发明增加了“炮”之外，还增加了“士”、“象”。另外宋晁无咎的“广象棋”有棋子32个，与现代象棋棋子总数相同，但是不知道棋盘上有没有河界。宋、元期间的《事林广记》刊载了两局象棋的全盘着法。

明代初年，明成祖朱棣的太子朱高炽（明仁宗）见两个小太监在宫中对弈，遂命进士曾子棨以诗咏之。曾子棨略加思索，当即吟咏出七律一首：“两军对敌立双营，坐运神机决死生。千里封疆驰铁马，一川波浪动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汉将旌旗逼楚城。兴尽计穷征战罢，松阴花影满棋枰”。这首写于十四世纪初叶的诗篇，被后世誉为吟诵象棋运动的代表作，诗的神韵鲜明地揭示了在中华民族辉煌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楚汉之战和象棋的血肉之缘。与此同时或在此前面世的象棋谱《百变象棋谱》（1532年重刊，初刊的时间相传为元代至治二年，即公元1322年）、《梦人神机》（约刊于十三世纪中叶）等书所标明的象棋制艺中，也明确地标出了“河界”或“楚河汉界”，以及分为黑、红双方对垒。 1972年，在江西安义县出土了一幅完整的宋代铜质象棋，三十二枚棋子的正面是阳文楷书各自的名目、背面则为各自的象形图案；另外，在黄河以北的鹤壁集窑址也出土了宋代制作的瓷质象棋；1964年，在福建泉州湾打捞的宋代沉船中，则发现了色分黑、红的木质象棋子。明代，可能为了下棋和记忆的方便，才将一方面的“将”改为“帅”。另外明、清时期，棋书出版较多，尤以明代徐芝的《适情雅趣》、明末清初朱晋桢的《桔中秘》、清代王再越的《梅花谱》和张乔栋的《竹香斋象戏谱》更为著名。

 

如今，中国象棋已流传到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在日本、菲律宾还成立了中国象棋协会。经过近百年的实践，象棋于北宋末定型成近代模式：32枚棋子，有河界的棋盘，将在九宫之中等等。南宋时期，象棋"家喻户晓"，成为流行极为广泛的棋艺活动。李清照、刘克庄等文学家，洪遵、文天祥等政治家，都嗜好下象棋。宫廷设的"棋待诏"中，象棋手占一半以上。新中国建立之后，象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1956年，象棋成为国家体育项目。以后，几乎每年都举行全国性的比赛。1962年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下属组织——中国象棋协会，各地相应建立了下属协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