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早在先秦就已出现，然而在关于其起源的传说中，这种游戏的形象远没有后世流传的那样高贵。战国末年的史书《世本》中记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晋朝的张华在《博物志》中进一步申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其法非智者不能也。”这两则记载中最早学习围棋的人物“丹朱”和“商均”，是中国传说中著名的“不肖子”，他们本来可以继承父亲尧和舜的领袖之位，却因人品和才能不足统领天下，分别被舜和禹抢走了王位。这种与反派人物的瓜葛，让围棋从诞生开始就陷入了相当不利的舆论环境。

汉景帝阳陵南阙门遗址出土陶质棋盘

人们常常将围棋和当时流行的另一种游戏“六博”并提，合称“博弈”。《论语·阳货》中记载孔子的话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在这句话里，“博弈”仅仅比什么都不做稍胜一筹，而且只有“饱食终日”的人才有资格进行。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则更进一步，将“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作为浪费粮食的“不孝”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世说新语》中记载东晋名相王导和爱子王悦下围棋，王悦眼看自己要输，竟然死死抓住王导的手，不让父亲落子，王导只能苦笑道：“我和你好像是父子吧，你怎么能这样！（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将胜负看得过于沉重者，还会做出悔棋、掀棋盘等行为。在这些罪状的夹击下，围棋的发展之路从一开始就泥泞重重。

隋舍利墓出土玻璃棋子与玛瑙棋子

对围棋的辩护与反驳

西汉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有资格“饱食终日”的人越来越多，更多人意识到了围棋的魅力，并沉迷其中。为了让自己的爱好合法化，许多人开始通过文学作品为围棋进行辩护。其中辩词最为雄壮的要属汉赋大家班固了，班固在其《弈旨》中说围棋“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俨然将这种游戏说成了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此外，围棋本来就是模拟战争的游戏，因此强调围棋和兵法的关系成了当时比较流行的辩护方案。西汉末刘向曾作《围棋赋》，全文虽已经失传，但在《文选注》里还保留了一句：“略观围棋，法于用兵”，可说是现存可靠文献中最早将围棋和打仗联系起来的段落。东汉大儒马融在其《围棋赋》里进一步说“三尺之局，为战斗场。陈聚士卒，两敌相当。怯者无功，贪者先亡”，在围棋之道和兵法之理间建立了具体联系。

河北望都汉墓出土十七道棋盘

社会变动中的新希望

真正让围棋突破困局的，是魏晋以来权力格局的变化。汉朝四百年来，一直是刘邦的后裔做皇帝，皇帝的权力虽不能说是无远弗届，其权威却是相当牢固的。刘氏的子孙，只要在成年后当上皇帝，与手下的大臣就形成了上司—办事员的关系，可以要求他们将全部的精力奉献给自己。但自从曹丕代替汉献帝做了皇帝以后，皇帝的宝座便不再是一家的禁脔，只要是掌握实权的人物，都可以对这个位子有所希冀。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权威大大降低，皇帝需要得到地方上掌握实权的世家大族的支持，才能稳固自己的统治。东晋以后这种情况愈发严重。

吐鲁番阿斯塔纳张礼臣墓出土唐代《围棋仕女图》

东晋最有名的两位士族领袖王导和谢安，均是围棋的忠实爱好者，在他们的倡导下，围棋渐渐变成上流人士的一项必备技能。东晋学者范汪曾著《棋品》、《围棋九品序录》，原书已经不存，但从标题来看，大约是模仿当时将人才分为九品分配官职的“九品官人法”，将棋手也划分为九个品级，类似于今天的职业分段。由此可见当时棋手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同体，并且产生了一批公认的高手。

山东邹县西晋刘宝墓出土陶制棋罐与石制围棋子

从崛起到极盛

两晋时期，围棋虽然成了士族社会中的流行游戏，但日理万机的皇帝们却只是偶尔为之，并未沉迷其中。到了之后的刘宋时代，嗜好围棋之风已经蔓延到宫廷。刘宋王室本出身低级士族，开国皇帝刘裕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常常被身边的士族鄙视，因此他非常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努力让自己的子孙学习高门士族的高雅生活方式，围棋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