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疫情快速扩散，导致不少一线球星感染的新闻迭出，直接推动了社交网络掀起新一轮“疫情焦虑”，不少死忠球迷为欧洲人的执着发出感叹：“不让欧洲人踢球怎么这么难？不会是足球真的高于生死吧！”

（从疫情爆发到停摆，响应最快的意甲也用了一个月）

这个问题在之后的公众讨论中得到了比较完整的解释。

比如从经济层面出发，足球专栏作者羽则就在文章《足球要停摆，为啥那么难》里用量化的数据试着解释了“欧洲人非得踢球”的原因，仅英超联赛的经济规模就已经庞大到“每年交的税足够养活全英国半数的警察”，足球存在的价值已经远超于一项运动、一个体育组织。

更常见的是来自文化层面的解释。除了老生常谈的社区文化论、现代战争模型论，不少声音相信足球文化已经成为欧洲国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比如德甲方面就有人将“空场比赛”这种预防手段解读为“幽灵赛场”，是对“球员和球迷的灵魂考验”，以至于虎扑、懂球帝、直播吧等垂直社区还引发了另一个次生舆情：

“所以说人家足球成绩这么好，谁让人家的足球文化扎根那么深、那么健康呢？”

当然这些讨论倒也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能够成为轻松碾压奥运会、甚至阻止国家内战的世界第一运动，本来就足够说明足球已经是一个跨越经济、文化领域的产业，疫情带来的特殊环境也确实能够让我们更直观地看到这其中的各种明线暗线。

只是按照这个逻辑推演，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中国足球历史上一块消失的版图。当疫情的爆发打断了站在足球金字塔尖的欧洲足球，让欧洲足球有机会以更全面的姿态暂时在人们面前，人们似乎发现这块版图似乎具备了一切现代足球充分发展的要素：

他们见证了中国职业足球的诞生，曾经为国足最辉煌的97一代贡献了半壁江山；也曾经将足球的激情写入球迷的基因，其助威声至今仍然是当地最有代表性的方言标志；他们甚至推动了冠名商的弯道超车，用足球推动了一个小众品牌逐渐成为行业一线…

文化、经济、足球人才，重新审视川足的故事，我们还能再习惯性地用“中国足球环境糟糕”来解释曾经发生的一切吗？

二十年前的超级热点制造器

作为中国足球职业化元年的参与者，川足从战绩上其实算不上出类拔萃。

无论从实力还是上，他们和大连、上海、北京等传统豪门有着肉眼可见的差距，即便是在四川全兴最鼎盛的时期，他们也从未染指过中国足球赛事任何一项冠军——这大概是四川球迷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比如在梁左编剧的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全兴球迷何蓉生一出场就遭到了国安球迷王援朝的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