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属于中国足球的精彩故事不曾间断过。从中甲中乙球队联袂上演的退出潮，到天津天海的转让肥皂剧，再到如今关于职业联赛该不该降薪的大讨论，好不热闹。表面上，各出戏码前赴后继，但实质上，这些事件的出现都在拷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的联赛要走向何方，如何才真正配得上“职业”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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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几乎全世界足球联赛都按下暂停键后，包括巴萨、拜仁、尤文、大巴黎等欧洲豪门都宣布了减薪的决定，C罗梅西这样的顶级巨星放弃了过千万欧元的薪水，而我们“全村的希望”武磊也暂时“失业”了。这样的结果，可以被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去理解和定义：它既可以被看作是职业球员的责任和担当，也可以被看作是欧洲豪门经济基础不如我们想象中雄厚。但以足球本身而言，这是一种规则和秩序，而它与契约精神并不相违背。

因为这些欧洲豪门的主要收入来自电视转播、赞助商，球票和球衣销售以及相关衍生品开发，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经营个体，有一个完整的生态链和商业闭环。疫情的突袭，联赛的停摆，直接导致俱乐部几个关键的收入切口被封死，日常经营陷入停滞状态。既然无法开源，那只能谋求节流，只有通过球员降薪等方式才能度过难关，毕竟球员的开支占据了俱乐部运营成本里的最大头。

但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却迟迟没有“响应”降薪这样的潮流。这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第一，赛季还没开打，电视转播、比赛票房这些主要收入来源所受的影响，相对正如火如荼的欧洲联赛要小不少；第二，这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联赛里绝大多数俱乐部没有什么造血能力，只能靠母公司供血，母公司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降薪举措，体现到对足球领域的投资，或许也没那么快。但，这是好事吗？也许对于球员是，但对于一个健康的联赛运作而言，绝对不是，它恰恰证明了我们的职业联赛不过是个伪命题。

从长远来看，疫情对于全盘经济的冲击一定是个延续的过程，任何一个大型的母公司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即便现在不降薪，在新赛季降低投入也几乎是定局。再加上足协限薪令等等行政干预，所以，我们可以预见的一种大概率情况是：过去那个浮躁的金元足球时代，将彻底走向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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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愈发泡沫化的中国足球市场环境下，一个中超名额可谓价值千金，但同样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即便在商业开发领域已经做到最好的恒大，依然处于每年亏损的状态，而那些中小球队的生存处境更是堪忧。在中超表面繁荣的背后，是中国足坛另一面的真相：资金匮乏，艰难度日。失业潮、欠薪潮，成了职业联赛被贴得最多的一个标签。

不久前中国足协公示的一份中国职业足球各级别联赛《俱乐部全额支付教练员、运动员、工作人员工资奖金确认表》，共有十支中甲中乙球队未能上交表格，原因也是大同小异：资金紧张、经营困难、欠薪。而过去的这一年，球员拉横幅讨薪的新闻我们看到过太多：辽足、福建天信、湖南湘涛、云南飞虎、宁夏火凤凰、南京沙叶等等……一项扎眼的数据是：过去的2018、2019两个赛季，已经先后有近20支球队选择了退出中甲中乙。

一支中超上游球队，一年投入超过十个亿；一支中甲球队，保底的投入也达到5000万，如果是想有所作为，那投入至少是过亿。然而，与不菲的投入明显不成正比的，是俱乐部的收益和回报。2018赛季，中甲中乙平均每支球队亏损都在2000万以上，而中超俱乐部更是动辄亏损几亿。坚持，很难，但放弃就意味着损失更大。

所以，不降薪只是表象，从深处来看，中国足球发展正面临的处境，远比降薪更残酷。降薪至少还是很多职业联赛和球员的主动选择，以降薪推动更长久持续的发展，但是我们的联赛却早已失去了选择的空间和余地，进退维谷，在艰难中挣扎。

天津天海的失败，既可以说是一个特例，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大跃进式的思维主导下，职业联赛一直走得很畸形，与足球基本规律相悖。粗暴的烧钱模式，终究不是俱乐部运营的长久之计，想要长久健康的发展，潜下心来耕耘青训，专注于后备人才培养才是正道。

站在球迷的角度来看，金元时代走向终结并不是坏事，我们宁可看到真实的蹉跎中前行，也不要看到虚假的繁荣。一段结束，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无论是行政机构还是每一位参与者，都应该冷静地去思考，去探索怎么让职业联赛走上真正职业的道路，让中国足球更长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