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国足，竟然是“全亚洲第一”
提起中国男足，虽不至于让人嗤之以鼻，但难免会叫人皱眉。实际上，中国男足也曾经历过一段相当繁盛的时光。
当然，中国足球的兴盛已是民国时期的事了，甚至，说是“亚洲第一”也毫不为过。
经历了十多年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后，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成绩斐然。虽说军阀林立，但各大军阀都很重视地方的经济发展，所以，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经济状况相较于晚清有所好转。只不过，这些军阀的目光并未放在体育事业上，几乎没有军阀对足球行业进行投资，国民政府亦无相关的预算。
在当时，中国足球队募集经费的方式就像江湖艺人一样，几乎是通过乞讨来获得的。为了凑足参加1936年奥运费的经费，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倾巢出动，各工作人员来到民国政府中央乃至地方的各级部门，寻找经费上的支持。经过一场全国范围的“乞讨”之后，总算凑出了一笔钱——十七万元。按照预算来看，这笔钱并不充足，起码还需要五万经费。
无奈之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只能决定球队自行筹钱，在奥运会举办的两个月前来到东南亚各国进行表演赛，用这笔门票收入来填补奥运会经费的亏空。就这样，本该在全国享受体育迷顶礼膜拜的各大球星摇身一变，成了为经费浪迹江湖翻跟头打把式的艺人，他们辗转于东南亚诸国，与各国足球队踢球，进行表演赛。总共用了两个月时间，中国队总算攒出了五万元的经费。
二十二万元奥运经费，对于国家队而言远称不上宽裕。为了节省开销，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旅程中，球队的队员和工作人员不得不节衣缩食节省开销。坐船时，大家所购买的船票是最便宜的三等舱，在外国住宿时也选择最便宜的旅社。有时，中国队的所有成员住在一间大通铺里，有些球员还得在地上打地铺。至于吃饭，大多数时间这些球员都只能自己买菜做饭，从没光顾过外国的饭馆。
民国中国队的主教练也不是经验丰富的老将，充其量只能算作足球爱好者。颜成坤之所以担任主教练，完全是因为此人想通过这种方式换取公费旅游的机会。靠着南华体育会主席、香港中华巴士公司经理的职务之便，颜成坤顺利地成为中国队的主教练。
主教练是对足球训练一窍不通的二把刀，再加上，当时的民国政府没有给足球队提供充足的训练经费，所以中国队的训练成了大问题。当时中国队唯一进行训练的方式，就是与东南亚各国球队踢比赛，哪怕只是友谊赛和表演赛，也是球员们训练的机会。
虽然，民国政府对足球队的发展不太重视，但当时的体育主管部门却对足球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体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对足球队下达了这样的要求：“凡我中华足球选手，务求网罗无遗，以期组成一个全国精华荟萃的劲旅。”
为了达成这一宏愿，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特地成立了选拔球员的附属机构，也就是足球选拔委员会。委员会来到全国各地，筛选那些拥有天赋的足球选手。经过三个月如火如荼的选拔过后，1936年四月，中国队募集了二十二名球员，其中有李惠堂、张邦伦和谭江柏。
如果，民国时期的中国有“足球先生”，那么，足球先生一定会在这三名球员中诞生。
1922年李惠堂，刚刚过完了十七岁生日的李惠堂通过了南华队的选拔，成为香港最有名气的球队的一员。李惠堂的职业生涯相当精彩，刚刚进入球队便被选为主力前锋。李惠堂的身高约为1米82，他的奔跑速度极快，且擅长控球，最精通的技巧就是倒地卧射。加入球队仅一年后，李惠堂便带领队伍在日本大阪召开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摘得桂冠，出师告捷。
随后，十八岁的李惠堂在四场国际大赛中表现突出，名声大振。1926年，李惠堂组建了自己的球队，并带领球队参加了上海召开的“史考托杯”，以四比一的大比分战胜了英国猎克斯队。李惠堂的胜利，让中国足球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完成了由弱队到劲旅的转变。
中国队的门将张邦伦，有可能是同时期亚洲最出色的门将，在当时张邦伦被冠以“远东第一铁门”的称号。张邦伦生于上海，曾在1948年与1952年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并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中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
谭江柏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广东人，他的头球技术堪称当时的中国之最，谭江柏本人亦因此收获外号“谭铜头”。1936年，谭江柏代表中国队出征柏林，参加奥运会。归国之后，谭江柏效力于东方甲组队。谭江柏的儿子谭咏麟，是上世纪香港最著名的歌星之一。
可以说，自甲午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人的胸中始终压抑着一股恶气。而中国队在民国期间屡次战胜日本队，并保持不败纪录的战绩，让饱受压抑的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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