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大生意第2385期，欢迎关注领先的体育产业信息平台

文|曾潇

体育大生意记者

今冬首场寒潮天气下，中国足协发布了史上最严厉的财务管制政策，要亲手捅破中超的泡沫。

球员的税前顶薪，被锁死在外籍球员300万欧元、国内球员500万人民币，以及21岁以下球员30万人民币。

从2017年引援调节费的出炉，到2018年“四大帽”政策，再到2019年底的工资帽，中国足协一直着手引导俱乐部进行更理性的投资，尤其是希望改变球员薪酬严重虚高的局面。

三年过去，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好转，残酷的数据依然摆在面前。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

在14日下午的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足协主席陈戌源略带情绪地说：

“我们中国俱乐部的平均投入，是日本J联赛的3倍，韩国K联赛的10倍；我们中国俱乐部一线球员工资薪酬，是日本J联赛的5.8倍，是韩国的11.6倍。这些数字是触目惊心的，我们难道还不觉醒吗？”

如今，新冠病毒的阴影尚未散去，体育产业和经济大环境在艰难重启，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生存面临更加险峻的境地。

中超泡沫不灭，中超恐将不存在。

资金链告急

随着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叠加新冠病毒的催化作用，曾经呼风唤雨的中超投资人，纷纷在其主营业务上遭遇困难。

往年，足球老板挥舞着支票豪气冲天，如今，每年数亿的亏损已成为沉重的负担。

年初，早在病毒肆虐之前，就有16家职业俱乐部永远离开中国足球。近日，又有大量报道称部分中超、中甲俱乐部资金吃紧。

首先是俱乐部的收入大幅度跳水。以广州恒大为例，根据其披露的2020年半年报，前六个月营业收入仅为1013万元，较上年同期的3.52亿元，下降了97%。

而俱乐部的投资人在其主营业务上的表现更是一言难尽。

体育大生意统计了九家中超俱乐部母公司或相关企业2020年前六个月的财务状况。

较上年同期，营业收入增长平均为-5.5%，净利润增长平均为-36.0%。其中有五家的营业收入下滑，有七家净利润为负增长。甚至还有一家企业为亏损状态。

上半年中超相关企业营收与利润情况

这个凶险的2020年，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归零，相关企业的财务状况大面积承压，谁也不敢保证投资人还有坚守的能力。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早在今年5月接受央视采访时就表示：“要重新塑造整个职业联赛的财务体系，一定要把泡沫去掉！不挤掉泡沫中国足球没有未来！”

杠杆点

麻省理工学院曾在企业管理领域创造了名为“杠杆点”的概念，即在组织系统中的某处施加一个小变化，就能导致系统行为发生显著的转变。

显然，在中超联赛这样一个系统中，球员薪酬就是杠杆点。

普华永道在2017年发布中超俱乐部财务情况相关数据，称中超俱乐部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67%。对比之下，英超、J联赛和德甲则分别为58%、45%和42%。

而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近日接受《福布斯》网站采访时透露，薪酬在中超俱乐部总支出的占比不降反升。

“2019年中超平均每家俱乐部支出1.8亿美元，在这1.8亿美元之中，70-80%都进了球员的腰包。”

作为俱乐部头号开支，压低球员薪酬，能够贡献最大的边际效应，最大限度缓解俱乐部资金压力。

更重要的是，外援薪酬也被严格限制。单个外援顶薪被直接砍到了税前300万欧元，而每支球队的所有外援薪酬相加不能超过1000万欧元。

苏宁功勋外援特谢拉

如果执行到位，像奥斯卡、保利尼奥这样的天价超级外援，肯定会告别中超。考虑到这类球星在中国都拿着千万欧元的税后收入，俱乐部能省的钱就更多了。

刘奕透露，“在球员薪水这一块，有近70%支付给了外援。”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根据在大会上披露的详细数据，2019赛季，中超国内球员总收入22.6亿元人民币，外援总收入37.4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内球员平均收入554万元人民币，外援平均收入5847万人民币。

若严格执行新规定，未来国内球员平均收入降到300万元，外援平均降到2390万元（即300万欧元），降幅将分别达到46%及59%。

按照这个比例，国内球员总收入将减少10.4亿元，外援总收入将减少12.1亿元，即合计节省32.5亿元的薪酬支出。

分摊到16支俱乐部上，即每支球队平均能节省约两亿元。

这意味着，原本只够烧一年的钱，或许就能烧两年甚至更久，效果将是立竿见影的。

另外，中超省了大牌外援的钱，顺带着还能把大牌外教的钱也省了。

以往，为了镇住大牌球星，教练的岗位也不能少花钱。恒大就吃过这方面亏。

像穆里奇，来中国前主要在巴西次级联赛踢球，和铁腕教练李章洙合作一切正常。但后来花费千万美元挖来的巴甲MVP孔卡，就不服韩国教练，多次发生冲突。

李章洙搞不定”大牌“孔卡

直到恒大主帅的位置变成里皮，孔卡才安分踢球。李章洙的年薪约为500万元人民币，里皮的年薪则为千万欧元。

目前，广州恒大、上海上港、北京国安、江苏苏宁等球队，外教年薪最少都在700万欧元，广州恒大的卡纳瓦罗更是达到1200万欧元。

外援身价下来了，俱乐部可以更从容地选择主帅，而无需“被迫”追逐世界名帅。广州恒大，若最终弃用卡纳瓦罗改用本土才俊，光这一项就能省大约两亿人民币。

走出囚徒困境

道理都懂，实际上很多俱乐部也早已开始紧缩银根。今年部分中超俱乐部的投入已经缩减至6亿人民币之内。

但是仅依靠个体自发式的调整，很难带动联赛整体进行转向。一位俱乐部人士向体育大生意表示：“如果对手的投入不降，那我们要降的话压力会很大。”

中国职业足球巨大的泡沫，最终裹挟着所有人进入了囚徒困境。

在经典的博弈场景中，两个合伙的囚徒正面临审讯，如果都拒绝招供，只需各判一年即可出狱，如果都招供，则要一起关5年。若只有一方招供，招供的人可以立刻释放，而不招供的那个，就要留在监狱长达十年。

最好的选择就摆在那里，但大多数情况下，两个囚徒会主动走向陷阱。

在竞争的环境下，个体的理性选择，会导致集体的利益受损，到头来伤害每一个个体。

投射到中超，每支球队都害怕自己成为被留下的那个囚徒，只好走向无止境的军备竞赛。

J马，恒大标志性外援，4200万欧元身价只进4球

这时，只能是强制性的行业监管才有可能带领所有人走出困境。

降薪减资的政策，在球迷和媒体间引发了很大的震动，但足球圈内的声音非常一致。足协主席陈戌源直接点出了几位核心投资人的态度，“包括恒大许家印、万达王健林、苏宁张近东、建业胡葆森、中赫周金辉等投资人都鲜明表态，支持限薪。”

纵观全球，J联赛、美国足球大联盟、澳超等与中超地位相似的体育联盟，都有工资帽，或者限制俱乐部大幅亏损的政策。那些商业价值远超中超的体育联盟，从NBA到欧足联，更是有复杂的财务监管措施。

而像西甲联赛，更是在欧足联财务公平法案的基础上，制定了更加严格的俱乐部财务控制措施。

据西甲官方的介绍，从2013年开始，西甲会在每个转会窗之前审查所有俱乐部的财务状况，以此为依据制定下个周期的薪酬支出上限。这意味着，只要俱乐部严格遵守规定，那么每年都将实现资金的留存。

有一种声音称降薪减资是粗暴的行政干预。但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在商业形态上更加推崇所谓完全自由市场的地方，其职业体育规则恰恰以有形的手作为最后依靠。

中超没有理由成为特别的那个。

中超军备竞赛的巅峰之作

而且，有部分球队目前所谓的减少投资，并不敢削减一队直接相关的预算。而是裁撤俱乐部商务开发、品牌公关、青训建设等支出。今年以来，有很多体育公司，都收到了中超、中甲职业俱乐部离职员工投来的简历。

这样的举措，相比起降低球员薪酬，短期内可以在不损失一线队战力的情况下省钱，但无疑是损害俱乐部长远发展的。只有至上而下的监管，才有可能确保球队砍掉该砍的预算。

球员怎么办？

针对顶级球员薪酬一下子缩水至税前500万元，有人替球员打抱不平，也有人认为成为顶级球员的回报大幅减少，会伤害青少年球员的热情，造成青训力量的流失。

但是，无论是数据还是逻辑上，这些论断都缺乏支撑。

首先，中超球员的薪酬水平已是日韩联赛球员的数倍之多。而如果放到国内社会的大环境中，中超球员的薪酬水平更是顶级“打工人”。

2019年10月，《南华早报》曾报道，中超球员的薪资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160倍，这一数据位居全球各大联赛之首。而作为对比，西甲联赛中，球员工资水平是西班牙公民平均收入的124倍；英超联赛球员工资水平是公民平均水平的115倍。

即便降薪之后，中超球员平均薪酬降至300万元，也依旧处于金字塔尖端。毕竟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民众的普遍收入并没有想象中的高。

根据智联招聘和新浪财经发布的最新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的月均薪酬分别为11623元、11226元和10453元。这也是全国仅有的三座平均月收入过万的城市了。

而如果使用中位数，以去除高收入人群对统计结果的影响，那么全国仅有北京和上海能突破6000元。

至于运动员容易受伤、职业生涯短这类风险，已经在目前普遍过百万的收入里得到了过量补偿。这些风险日韩球员同样要承受，但他们拿到的收入远远低于中超。

其次，类似顶级球员收入下降会伤害青训力量这样的观点，似乎就更荒诞了。

足球的成才之路的确风险很高，国内青训的种种状况，也确实让很多小球员过早的流失，但要解决这类问题，理应通过更好的体教结合手段，或者搭建更完善的青训体系去根治。

如果一味用职业球员的极端高收入来引诱青训球员，纯属饮鸩止渴，怎么想都不太合理。

当然，短期来看，球员的利益肯定是要受损，球员的情绪完全可以理解。只能说大环境就是如此，趁早调整心态，努力维持职业生涯才是正道。

更年轻的小将如果想挣更多的钱，他们可以追随日韩球员曾经走过的路，去海外赚欧元。

而不是像前些年，很多已经出海的小将过早地回到中超赚大钱。或者为了套取更高的收入，假留洋、真转会。

胡睿宝曾借道曼城完成”出口转内销“

活着

中国足球更艰难的日子恐怕还在后头。

中超公司总经理董铮早些时候曾对外披露，2020年中超公司给到俱乐部的分红会减少30%左右。参照2019年中超球队普遍能获得6000万元分红，本赛季俱乐部获得的分红将会减少2000万元。

至于2021赛季的中超联赛，很可能还是无法回归正常赛制，俱乐部的收入窘境难以逆转。而中超的投资人们，尤其是那些主业为房地产的投资人们，未来只会面临更险峻的市场环境。

中国职业足球，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自从1994年首届甲A联赛开幕，中国职业足球走过了26年的漫长探索。有人为理想而来因伤心而去，有人为投机而来因崩盘而去。投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却从未找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与此同时，无论是国家队还是职业体系，都原地踏步甚至倒退。如今，在更大的挑战面前，中国职业足球必须求变，不得不变。

中国足球的问题太多了，降薪减资也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我们总得从千头万绪中找到一条线索去迈出第一步。

因为我们至少要活着。

14日下午的大会上，河北华夏幸福总经理李君代表所有俱乐部做了表态性的发言。

“限薪加限投，是俱乐部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必由之路，中国足球的发展任重道远，需要大家努力，相信在中国足协的领导下，在各位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足球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最后，祝在座的各位工作顺利，一定要坚持，希望明年都在。”